“货币战”难以烟消云散 加快推进期货等衍生品创新应对

G20首尔峰会前夕，美联储无视G20财经高官会议签署的“停战协议”，宣布启动第二轮定量宽松，并首次把定量宽松作为常规货币政策工具。2007年，宋鸿兵从美国归来撰写并出版《货币战争》一书，立即被指为捕风捉影、危言耸听的“阴谋论”。3年后的今天，除美国财长盖特纳还在强调“全球没有‘货币战争’的风险”外，世界上不相信“货币战争”的人已所剩无几。G2O首尔峰会公报虽强调“要避免各国货币的竞争性贬值”，宣称要“坚定不移地抵制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但几乎不可能形成任何实质性约束机制，只能使“货币战争”暂时进入冷战时期。中国无意也无力挑战美国的“全球监管者”角色，但不得不保卫自身改革开放的成果，加快期货等衍生品市场创新和发展，用期货等风险管理工具武装中国的产业和企业，也是应对“货币战”的一种策略。

中国遭遇美国发动的“货币战争”并非首次。1934年《购银法案》规定美国政府在全球高价大量收购白银，直至白银占美国货币储备1/4。此举迫使银价从每盎司0.45美元飙升至1.29美元，强行成倍提高了明朝以来一直以白银和铜钱为货币的中国货币汇率，导致中国白银急剧外流，商品出口因货币被动升值而锐减，经济陷入全面通缩，农业倍受重创，工商企业大批破产倒闭，财政金融体系崩溃。当时的国民政府被迫于1935年11月实行法币改革。

“货币战”无法避免

简单地说，“货币战争”就是靠增量和贬值本国货币来损人利己。贸易全球化、经济一体化、金融电子化导致货币的大规模国际流动，汇率和利率都成为市场竞争者的犀利筹码。当一方长期玩筹码深度上瘾，而另一方或几方越来越不想玩甚至想换个玩法时，就会触痛上瘾一方的“核心利益”，而到涉及双边或多边经济生死攸关时，争斗一触即发。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当东南亚货币被迫放弃固定汇率，相继大幅贬值之际，马来西亚政府当机立断宣布资本管制，顶住国际压力将汇率固定在3.8林吉特兑换1美元的价位上，成为亚洲金融危机中损失最小的国家。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面对索罗斯旗下老虎基金对港币的突袭，坚决维系联系汇率，最终在中国中央政府支持下赢得了“港币保卫战”，捍卫了香港的经济稳定。中国政府面对国内外看空人民币、要求贬值的强大呼声，坚决稳定人民币汇率，让全世界吃了颗“定心丸”。虽然1994年7月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就向中国挥舞起汇率操纵国的“大棒”，但亚洲金融危机后他还是与西方各国首脑一道，对中国稳定人民币汇率予以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然而，同样是迫切需要稳定汇率的后危机时期，美国此次却完全反其道而行之，弃危机责任、经济规律和国际道德标准不顾，执意以“贸易顺差”为借口，逼迫中国为美国引发金融危机的严重后果“背黑锅”。美国无视自己长期实施出口贸易补贴的大量事实，一口咬定中国和其他多国汇率政策为“不公平补贴”，借此对美国从这些国家的进口征收额外高关税。

本次金融危机爆发初期，国际社会尚能“抱团取暖”，但随着复苏进程的分化，取而代之的是“以邻为壑”。不少国家抱怨美联储进一步量化宽松正驱使热钱涌入他国，带来严重风险。但是，美联储只管维护美国就业和物价稳定，开足马力印钞，却不许各国压制本币升值应对美元泛滥。目前，除美元外的全球货币几乎都处于升值状态。本币超常规升值对本国出口及金融安全、经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使之不得不采取措施减压。于是，巴西、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印尼等开始干预汇市，遏制本币升值的幅度和速度。

美国此次发动“货币战争”的三大根源：一是危机后积重难返招数使尽，收效甚微，必须找出“替罪羊”；二是依靠金融“高边疆”掠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财富的看家本事不再得心应手；三是为中期选举拉票。而发动“货币战争”的三大战略目标则是全面转嫁危机、打击中国崛起和维持美元霸主地位的全球金融旧秩序。只要上述三大根源未消除，三大目标未实现，“战争”就不可能烟消云散。

中美两国各有优势

美国最大优势是手握“金融霸权”

1985年，美国由持续71年的国际净债权国演变为净债务国，当年国际净债务1074亿美元，由此开创了全球经济独有的“美国循环模式”——资本项下的顺差弥补经常账户项下的逆差，实质上是借钱消费、印钞还债的“动态平衡”。至今的25年间，美国依靠这种创新型国际货币体系，轻松占用别国人民血汗来满足自己的超前消费，并成功扮演着拉动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和向发展中国家施舍美元的“救世主”角色。日益虚拟化的美元优势在滚动膨胀中不断沉疴积弊：一是美元不断失信于国际市场并遭遇其他货币挑战，国际资本净流入减少，支撑超前消费的“动态平衡”入不敷出；二是超前消费膨胀无度，国际资本净流入提供的支撑“力不从心”。

中国最大优势是拥有庞大美元外汇储备

中国的最大优势是拥有最多的美国债券和美元外汇储备，而这同时又成为欲罢不能的最大“软肋”。截至9月底，中国外汇储备2.5万亿美元，意味着人民币每升值1%，就会带来250亿美元的惨痛损失，而美国的胃口是升值20%—40%才能体现出人民币的真实价值。靠价值缩水来蒸发债务，“山姆大叔”锁定中国外汇储备的蒸发量应在5000亿—10000亿美元之间。而当前，中国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若持仓不动等于缓慢蒸发，若直接抛售必然导致暴跌和报复。

与此同时，人民币升值与否也处两难境地。人民币升值将进一步推动国际热钱流入，加剧中国资产价格上涨进而催生股市和楼市泡沫，待热钱流出导致崩盘尤其是房地产的崩盘可能令改革成果丧失殆尽。另外，人民升值打压出口、降低就业，会使沿海地区大量出口企业倒闭。不升值也有弊端：一是国际贸易压力，截至8月份已有17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79起贸易补贴调查，其中反倾销50起、反补贴9起、保障措施13起、特保7起，总额超过100亿美元；二是通货膨胀，“逗你玩”、“蒜你狠”、“姜你军”等循环演绎此起彼伏；三是房价等资产泡沫不断加大；四是产业结构调整不能有效落实，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产能过剩严重，消费主导型难以实现。

如何维护发展成果

即便被列为所谓的“汇率操纵国”，中国也绝不能向压力低头，重蹈日元大幅升值的“广场协议”覆辙。为此，国内外不少专家学者提出了各种应对策略，如人民币升值与减持美债挂钩，避开美元拓展双边贸易本币结算，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互换”和“共同货币”等。作为一名期货业者，在此不得不说的是，近年来快速发展的中国期货市场不断成熟，市场功能逐步发挥，我们也可以利用期货市场来应对所谓的“货币战争”。

储备大宗商品，把不断贬值的美元变成不断升值的资源

说起利用期货市场储备资源类大宗商品，人们马上会联想到“中航油”、“国储铜”等事件。但据了解，国储局于2009上半年利用4万亿元刺激计划大背景，趁探底之机暗中低价大量买入原油、有色金属等，其中以3000—4000美元/吨收购铜70万—100万吨，完成了5年来最大规模的“翻身仗”。之后，铜价一路飙升至历史高位，浮盈约270亿—390亿元。

现货市场能做到的，期货市场自然也能做到。今年8月底到10月中旬，涵盖19种商品期货的CRB商品指数上涨近14%，创两年新高。既然美元贬值成为长期趋势，资源类大宗商品涨势就难以逆转。而期货在资金杠杠、仓储物流、机动快捷等方面拥有现货市场难以比拟的特色优势，期货和现货市场结合储备大宗商品，可以把不断贬值的美元储备变成不断升值的资源。购进资源后，如果国际热钱打压价格则持续买进，若国际热钱故伎重演热炒“中国需求”，那么价格暴涨后则可以平仓出局。

加快研究优势资源期货品种，避免不断升值的资源变成不断贬值的美元

稀土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优势资源代表。稀土包括镧系15种加钪、钇共17种元素，因其无法替代的优异磁、光电性能，在当代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太空、海洋6大新科技领域举足轻重，被称为“工业黄金”。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冷战后几次局部战争中能实现压倒性控制地位的关键是，其在稀土科技领域超人一筹。

中国稀土产量约占全球97%，但在已探明稀土储量中，中国占比已从1996年的43%急剧下降到2009年年底的30%。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矿商和加工商盲目扩大产能，急功近利地低附加值破坏性开采，促使美、欧、日、韩等国纷纷停产，大量低价进口用于战略储备。美国稀土储量居全球第二，但从1999年就停止了国内开采。中国现有稀土资源仅能维持15—20年，采尽挖光后将不得不从国外高价进口。

如今，中国采取削减出口配额72%及降低产量等措施，立即招致稀土进口国异口同声的指责，政府不得不一再耐心解释，保证这些措施没有和外交冲突挂钩。设想如果我们拥有稀土期货产品，定价机制由市场形成，并通过市场推动稀土产品升级换代，那么就可以有效减轻政府在产量、市场调节、出口等方面承担的国内责任和国际压力。但由于储量少且分散、含量低、难提纯、产品难以标准化等原因，至今世界上还没有任何稀土期货合约，这也许正是对中国期货业创新智慧的真正考验。如果能开发出产量相对较大的钕铁硼磁体或单一稀土金属期货产品，就会对我国稀土全行业各品种形成示范和比价效应。

当今，英国既非全球金属生产大国也非全球金属消费大国，却依靠伦敦金属交易所（LME）执掌全球金属交易。作为全球稀土储量、产量、出口量“三项第一”的中国，有必要把握相对优势资源的机遇，通过期货创新把资源优势转化为核心竞争力。

积极研究汇率期货等衍生产品，为外贸企业提供对冲汇率风险工具

如果说规避股市价格波动风险需要股指期货等衍生工具，那么规避汇市价格波动风险就要启用汇率期货等衍生产品。仅靠政府来承担汇率风险不是长久的办法，最终是要把风险转移到市场上，让市场共同来消化和抵抗外来汇率波动的冲击。汇率期货等衍生工具还能加快人民币走向浮动汇率，进一步提升国内企业对冲原材料价格和外汇价格波动风险的能力，拓展央行调节利率和汇率的有效空间。

洲际交易所（ICE）创始人、董事长杰弗里·斯普雷彻日前提出，中国不需要通过外交或政治手段应对“汇率战”，最为行之有效的途径是“定价权回归市场”，研究开发人民币汇率等衍生产品，培育汇率衍生品市场，使人民币真实价格在市场中形成，让外贸企业和各类投资者学会利用衍生工具对冲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

美联储非常善于利用汇率的波动，其在美元长期贬值攫取别国财富的过程中，不断抓住关键点位，综合采用多种政策和措施制造阶段性反弹，来保持美元强势货币的地位。理论上讲，汇率波动区间在30%左右，才具备通过波动消除风险的机会。人们担心汇率波动会导致外向型企业破产和大量失业，其实农产品、金属、化工等大宗商品期货上市前同样存在这样的担忧，但价格的市场化事实上有效提高了相关企业的风控能力和生存能力。外资涌入不可怕，担心外汇资产大缩水也没有用，只有最终演进成为国际市场认可的储备货币，人民币才能真正体现中国人民的劳动价值。

美联储新一轮定量宽松招致国际批评，G20首尔峰会前夕，二十国集团内部呈现“1对19”局面。发达国家“开闸泄洪”与发展中国家“严防死守”随时可能引发全球混战。最先抨击“货币战争”的巴西财长曼特加警告，大家都希望美国经济复苏，但光从“直升机”上往下撒美元根本无益。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强烈警告，当前的纷争如果变成贸易纷争和保护主义，就有重演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