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性通胀烈焰点燃，输入性压力空前

在CPI止步于5%数月之后，近期,随着不少消费品涨价潮的再次到来，CPI有可能进入5%到10%这一区间，中国物价形势正进入新一轮上涨阶段。

上周日下午，我从北京朝阳公园踏青完后，散步回家路过超市购物，再次体会到了民众通胀焦虑的严重程度。“电视上说日用品要涨价了，我得多买点”，结账时站我后边的一位中年大姐，快步又去扛了一堆洗衣粉、沐浴露和香皂。

这样的故事已经不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类似的情景。身边的很多居家主妇，都抱怨每月支出的急速攀升，“海囤族”朋友越来越多。

无疑，本次的联合利华、宝洁等日化用品，在4月初的集体涨价，固然可能是他们利用市场垄断地位在操纵价格，搭乘消费品普遍涨价的便车。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上游原材料石化产品、植物油、无机化工产品等涨价，传导给了日化用品成本。生产成本的持续上扬，自然压缩了下游生产企业的成本，涨价在所难免。而造成上游原材料成本持续居高不下的根源，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以石油和粮食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的居高不下。

目前，中国经济的整体对外依存度已超过60%，每年需要大量进口商品以满足不断增长的经济需求。以石油为例，根据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累计进口2.39亿吨，较2009年同期增长17.5%。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的预测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石油需求量将为4.5亿吨至6.1亿吨，届时国内石油产量估计为1.8亿吨，进口量将为2.7亿吨至4.3亿吨，进口依存度将处于60%至70%之间。作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国际原油价格暴涨对中国的经济影响可想而知。而像铁矿石、有色金属和农产品等中国经济极其稀缺的各种资源，定价权也完全掌握在欧美市场。

尤其是2001年入世之后，只要国际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国内CPI通胀就不得不随之攀升。全球金融市场的价格变化，能够短时间内迅速传递到国内，输入性通胀压力成为物价高涨的重要推动力。

从近几年的情况看，通胀传导的速度正在加快。比如这两年时常会发生这样的场景：远在伦敦的铜期货价格刚刚蹿升至9000美元/吨，国内的家电企业数日内就提高了新产品的出厂价格，其行动之迅速令人折服。一些厂家甚至通过改动原有产品型号，然后就以新产品的方式实施“暗涨”。和日化企业类似，众多的企业之所以如此迫切涨价，虽然不排除价格垄断的可能，但从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由于全球商品市场长时间内维持着大牛市，由成本推动的经营压力着实空前。

这段时间，由于日本发生了史上最强地震，使得世界经济复苏前景不明朗，国际大宗商品不断下跌，原油和铜价都分别没能在110美元/桶和1万元/吨的位置长时间高位上扬，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中国的通胀输入压力。但是，从过往经验来看，自然灾害所导致的市场动荡都是短期的，只要日本形势稍一稳定，加上灾后重建因素，以及此次日本启动的量化宽松政策，都使得商品市场随时会启动新一轮更激扬的飙升行情。

而从未来五年更长的时间段来看，输入性通胀压力仍将难以减小。地缘政治动荡不定、美元长期贬值趋势难改和资源为王时代完全到来，三大因素将足以支撑商品市场牛市。当然，本专栏曾经论述过，目前的商品价格泡沫迹象已经十分明显，有可能会发生全球货币政策收紧，引发新危机而使得这一轮纸面繁荣快速终结。

没错，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但是纵使发生，在人类经济哲学尚未发生根本革命之前，到时候我们依然会玩弄“泡沫救泡沫”的惯用伎俩。那时候，市场仍然会快速走出低迷，通胀才是未来更长时间内主要的议题。

在进入21世纪之后，全球都遭受长时间的流动性泛滥，货币超发成为几乎所有国家的常态。这个时候如果你还希望通胀会很快消失，那只怕会不断的感到失望。因为在全球化红利和低人力成本时代已经宣告终结，长达二十年的通货紧缩离开了我们，接下来等待世界经济的将是长时间的通胀烈焰。这是在通缩时代，政府、企业和家庭通过积极负债来刺激经济的历史性必然。

当“吗啡”过量之后，后遗症也就成为更难根治的痼疾。通胀正在开始席卷全球，加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需求迸发，欧美日量化宽松不断，于是商品价格和通胀预期形成恶性循环，将二者均推升到离谱的水平。

治理本轮全球性物价高涨下的中国通胀，当务之急当然是避免输入性通胀压力和国内长期积累的通胀因素交错叠加。若不能阻止这种情况发生，CPI急升就不可避免。

中国经济只有加快结构调整，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使用效率，着力增加有效供给和抑制不合理需求，才能抵抗输入型通胀。一是要大力发展进口替代型产业，诸如替代型能源、机械产品等，降低对石油等大宗商品的进口依赖。二是让国内有关企业形成合力，绝不能让国际寡头势力对国内企业分而治之的战略继续，如此方能最大限度发挥“中国需求”在定价过程中的话语权。三是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升值抑制通胀也不失为一步妙棋。对于人民币升值是否有助于抑制国内通胀的话题，这些年学术界争论很多。下一周我们将重点讨论。